卖烟记
“只要突破这条界河，胜利就属于我们了，不用担心他们耍手段百般阻挠、千般拦截、万般查收了。你们不要小看那几十个平常不起眼的跳蹬石，我最担心他们也会在那里设重兵把守。因为最安全、最不起眼、最让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别看他们平时什么事都不做，一旦做起事来鬼精得很，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我们想得到的，他们必定已料到了。”父亲无不焦虑地竭力说服家眷们。
母亲气喘吁吁地大口呼着粗气回复父亲：“他们想得到个鬼，还不是村里那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出烂点子、馊主意。你们看，神出没，鬼掌灯！说明我们选的这条路干净！”母亲突然发现远山有鬼打火闪现，也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但又不好拂父亲的面子，只好违心地说了句迷信的鬼话来安慰大家。
“你们为什么冲得这么快？这样赶下去，我们都会累得猝死的。难道你们不要命了吗？”我气恼地埋怨挑担子跑在前面的亲人们。
大姐大声呵斥我：“明天天亮前，我们必须赶到邻县的农贸市场。否则，被他们拦截，那我们全家就完蛋了。”
“他们再敬业，也不至于在百鬼闹腾时，与鬼魅为伍，蹲守在各个出口，专门拦截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吧？”姐夫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大姐说话。声音压得很低，瓮声瓮气的，如对着坛子怒吼。
这是我听到飞在前面的家人们最后的一段对话，也是最后的讨论声。可是，这些话是在以后一家人议论着批判边卫星、围坐着复盘的时候，才渐渐回忆起来的桥段。
烟农像草原上惊恐的困羊，被牧羊犬撵着左冲右突，在本乡与邻县的界河上兜圈子、打游击。我们家一行七口人，平均每个人肩上压着一百多斤烤烟担子，不停地轮换着肩膀承重，随时低头注视着崎岖山路地面上的障碍物，借助点点星光的夜色照亮翻山越岭绕路。父亲给我配了根齐肩高的打拄棍，方便撑着担子换肩，以作短暂的休息；关键时刻，探路用它来打草惊蛇；还可以放在空闲的肩膀上撬着，帮助承受担子的一部分压力，令我欢喜。但让我最为憋屈窝火的是，为什么邻县农产品交易市场就在我们村的河对岸，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甚至更短。而父亲却带领家眷跟随烟农大军绕行百余公里的山路？且须昼伏夜行。界河被烟农大军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界河成了烟农难以逾越的鸿沟；界河沿岸成了烟农的边防口岸与哨卡。
我们乡与邻县仅以一河之隔。全乡界河全长一百五十余公里，我们的乡域面积如同孕妇腆着的大肚子凸进了邻县的心脏里。尽管如此，我们村有大量的土地飞在邻县，邻县也有不少田地叉到我们乡来。两县的村民要过河种地，就有几十座便民连心桥通行。有的地段官方为了让老百姓少走弯路，特意在河面上安放十几条过河的跳蹬石，让就近的人畜从此自由经过，从而减轻建筑桥梁的负担。界河河面的最窄处不足二十米。有些淘气的小男孩，扎一个猛子潜水三十秒就轻松钻过河对岸。有次，村里几十个小屁孩玩潜水比赛游戏，我一分钟内潜泳一个来回，才屈居第十。这条界河在老百姓的思维意识里并不是分得很清楚，只是他们每年为了完成烤烟收购任务（也许是父亲猜测的），在烤烟夏收秋卖季节，为防止烟农运烟出境，他们才会主动封锁拦截。而邻县的父母官根本不用担心老百姓种出来诸如烤烟、花生、葵花籽等农产品卖不出，邻县在我们村的河对岸挑战性地设置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交易农产品，当然也包括烟叶收购。因为我们乡我们村只有烤烟成了种烤烟时的捎带私货。至于辣椒、白菜、花生、葵花籽等本地种，明面上是不允许种的，套种也不能，父母就躲躲藏藏地悄悄在自家的平房顶上回填沃土，栽种几畦辣椒、茄子、南瓜，还蒙上尼龙纱帐打掩护。父亲告诉我们时，满脸荡漾着春风，好像邻县烟叶收购站是专门为他们开设似的。他自然比我更清楚邻县农产品交易市场收购价比本乡的高出许多倍，且公开、公平、公正。父亲还说，今年在河对岸种植的烟叶，全部趸给邻县的亲戚转卖。未经加工的生烟叶半成品，卖价居然比在本乡烟叶收购站的一级成品价高出二三成。父亲遗憾年初将邻县的田地匀出一半来种植了稻谷和苞谷，以防止稻谷绝收。父亲边讲边骂他们是新时代的新土匪。而喝几年墨水的大姐姐夫则文雅得多，戏称之为狐假虎威，藕断丝连心，鸭子脚板筋连筋。
还是黑夜好，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们行动了。我们也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可能是在前天夜里，也可能就在昨天晚上，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一头栽进一个不深也不浅的沟渠里。栽进村民们用来收集山洪、防止干旱或洪涝烟田、专门疏浚的截排水沟留下的沟渠里面就睡着了。沟渠在烟农看来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而此时却成了他们的帮凶。我沦陷沟渠中，很快就溜进了梦乡，意识困倦得像片黄褐色的薄脆烤烟。醒来却发现身下还压着两层年龄与我相仿的烟农，做着比我甜美的梦。
现在还在爬坡，我的瞌睡虫又醒过来了，在疯狂地袭击我。觉得它们畅游我全身的世界正欢，寻找薄弱点吞噬我在镇上求得两个包子仅存的能量，寻找我身上最感到疲劳的那个部位。最后，赖在我最脆弱、最困倦的脚弯筋上，又迅速窜至腰间，冲上肩膀，寻得我挑着担子的那两个最隐秘的地方。怂恿我的上眼皮在和下眼皮做激烈的对抗，意志像盘弹簧，拼命弹开上眼皮，瞌睡虫却如黏合剂，拼命强拉硬拽上下眼睑来约会。
来到平地上的烤烟田，我就走得快起来，几乎快要撵上亲人们了，甚至差点踩到母亲的脚后跟。看着母亲挑着体型比她身体庞大好几倍的担子，压得她步履蹒跚、前行艰难。我心疼地轻唤母亲，想让母亲卸点货分摊给我。可是，母亲却疼爱地笑着拒绝了：“我还想帮你匀一点给我挑呢。你们是刚刚冲起来的嫩薹薹，十五、六岁的嫩娃娃，光忙着抽身高，并没有足够的力气和韧劲与百斤重担较量。我怕压塌你的身体，个子长不高了，够不着当兵的身高条件，将来自身难保。”在父母的期望中，我必须参军，必须到部队去锻炼我男性的阳刚，褪去平时像个大姑娘的羞涩与小媳妇的懦弱。当兵成了他们荣耀与心愿的象征。有什么重活脏活，父母、兄长都主动揽在身上，尽量不让我染指，生怕压塌我的身心，生怕在我的身上留下影响体检和政审的伤疤，这样我既当不成兵，又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似的。这点苗头，前几天在镇上烟叶收购站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怀疑烟叶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吃秤头、压级压价来坑害烟农。父亲以在家里用大秆秤称量的数量与他们磅秤称量的数量相比较，结果少了六成为证据，遂向收购站工作人员讨说法。父亲质疑烟农像抚养婴儿般精心呵护烘烤出来的优质烟叶，明明可以评得特级或者精品一级的，在他们的手里才评个弱二级或平三级，与烟农同官方和烟叶收购站签订的收购协议书，及宣传画上的对照图明显不符，也和父母亲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父亲实在遏制不住心底的怒火，便气冲冲地找称磅秤的小个子刀条脸理论。父亲抡起两个小山般的大铁拳头，垂在大腿边，牙齿锉得咔嚓咔嚓的山响，整个人像鼓足气的气球人。母亲和大姐向来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担心行事冲动、耿直莽撞的父亲招来祸端，影响我政审当兵，终是护在父亲身边左右，各抱着父亲铁铸的胳膊手臂。虽是站成一排，但却是满满的洒水扑火降温的克制动作，并无半点纵容与唆使。倒是周围的广大烟农和姐夫、二哥围拢站上前，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昂扬斗志，扬起手中的扁担为父亲呐喊助威，为正义与正气助阵。有十几个在附近过磅评烟的工作人员，立即停下手中活计，如同训练有素的打手，纷纷抽出别在腰间的电棍武器，集结过来保护刀条脸。那个小个子刀条脸眼见寡不敌众，急忙从人缝中边逃跑边辩解说：“既然你们嫌我们的价钱低，就挑到其他地方去卖，我们这里只出得起这个价格。”声音尖厉而极富穿透力。
父亲怒吼指责道：“一分价钱一分货，买卖要讲求公平公道，按协议办事嘛。当初你们公开承诺的，收购要公开、公平、公正，你们强迫农民禁种稻谷、苞谷等其他农作物，凡是土地必须全部改种烤烟，不但限制了农民的生存权利，还威逼哄骗我们向你们借高利贷。这下烤烟是辛辛苦苦种出来了，你们却拿贷款来威胁我们烟农，拿压级压价来卡烟农的脖子，下烟农的蹩脚棋了？”父亲对他们的指责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在场的烟农都报以雷鸣般地支持掌声和欢呼雀跃声，经久不息。
父亲赤裸在三伏天大太阳底下的青筋暴露无遗。父亲同广大烟农朋友们如摊晒在扁担上黄金色的烤烟聚集声讨，尽情地享受着天底下最公平的阳光照拂和时光赠与。烟农们愤怒地咂完一杆烟，恶狠狠地吐出一口怨气时，那个小个子刀条脸领着几十个穿制服的民警模样的人提着武器小跑赶来了，他远远地指着父亲骂骂咧咧说：“就是那个大胖子莽汉在挑头寻衅滋事，给我抓起来！”
父亲见状，腾地弹跳站立起来，操起扁担的姿势像操枪，竖着贴在右边的裤缝，大声骂道：“明明是你们不讲诚信，还恶人先告状。”
那位还没我高、没我胖的小个子刀条脸，居然挑衅父亲火爆脾气的底线，只见他竖起中指横在我父亲的脸颊上、鼻梁上叫嚣：“有本事你再动我一下。”
这时母亲和姐姐急忙跑去挡在父亲的面前，求饶道：“这位领导，求求你们放过我们烟农吧，我们只想卖个好价，毕竟种烤烟不容易啊。我们这就走，我们不卖了。我们挑到别处卖。”之前在阳光下咂烟的烟农朋友们，像懂事的羊群，默默地围着父母亲转圈圈。
“挑到别处卖？那也是违法的。本乡的烤烟必须卖在乡烟叶收购站。违者，坐牢！”有个年龄比我稍大几岁的民警，摘下盘盘帽来当扇子扇风，用一种极其恶毒的眼神挑战父亲：“老杂种，我不看你是个退伍老兵，我几大窝脚踹死你。”我连忙站在父亲的正前方，挡着父亲烧得通红坚如钢桶的身体，后背明显感觉到父亲的血液在翻江倒海，喉结蠕动与拳头收缩像掰竹筒的爆破声，宛如扭菜帮子、截断金属的断裂声。我胆怯懦弱的身体却在不停地颤抖，低声下气地求饶道：“警官，我们只想卖个好价钱。”这时，父亲把所有的怨气全撒在我身上。父亲猛烈地朝我的屁股踹了一脚，我猝不及防地扑到站在最前面挑衅的警官身上，那警官又仰面磕在猝不及防的警官的怀里，整个民警群体如多米诺效应的骨牌纷纷倒下。我被那群民警无情地推搡一把，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的身子被雨点般的警棍和皮鞋揍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像一捆被搓圆打扁的烤烟袋子。母亲则冲过来用瘦弱的躯体护住我的头部和上身。我模糊听到父亲在骂：“贱骨头！老子非送你去当兵不可。”又隐约听见母亲在哭泣：“求求你们别打我的孩子，他还是个娃娃呀。他有多大能耐对你们警察造成多大的威胁呢？你们怎么能下得了如此重手殴打一个孩子？人民的警察怎么能欺负人民的孩子？”
大姐为了抚慰我年幼的心灵和皮肉创伤，特意买来两份包子，一份给我，一份给父母亲。
一上坡，我就落在父母亲的后面。我的脑袋开始慢慢地摆动起来，随着我的步幅慢慢变小，双手也摆动得越来越慢。很多烟农成群结队地默默无声地从我身边掠过，已经远远地走出我的视野了，而我却继续摇晃着似醒非醒的脑袋。
我掉队了。眼前的山梯石阶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了，路边的擦耳岩顶着头顶、擦着鼻子耳朵，仅能容许一个人侧身擦过，像父亲这类大块头必须屈服身子、收腹卷头提气小心挪步拾级而上。路远无轻担，担子越来越沉重，困倦爬到我的腰间、转移到膝盖，使我的背部变驼、变弯曲了。我承认，我对擦耳岩、低头石等险峻的山路没有经验，对爬坡下坎更是掌控不了步幅和合理用力。
我听到亲人们的脚步声已经消失了。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跟踪了好几个夜晚，听惯了绕山绕水的解放鞋橡胶底拍打在山路上的脚步声，此时竟也消失了。我想，从家出发到乡场，再返回家乡，那是第一个夜晚；第二个夜晚，是沿着东门河道走，连续在四座原本以为可以通过的桥头隐秘处来来回回地走了两趟；第三个夜晚，往这儿走一段路，又折返到父亲以为最危险的、被遗弃的、一座废旧的、人迹罕至，极有可能未设关卡的石拱桥处，却每次到达都是碰一鼻子灰。父亲自恃自诩自己作为一名资深的老侦察兵的判断力，竟然这几次却冲不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显得相形见绌。“再试试走一遭生门险路，如果通不过，咱们就挑回家暂时避一避风头，入冬或来年等猫猫睡着了再拿到邻县去卖吧。”父亲说这些话显然没有多少底气了，因为弓弦拉满了则会断裂；钢卷尺拉过了极限，往往失灵。
“今夜已是第五个夜晚了。如果这个点再行不通，我们只好认命了。最好还是挑回家保存起来稳妥些。”姐夫建议道。他抱怨不是父亲侦察能力退化，判断力不准确，而是他们太狡猾了，功课练到极致。“一担烟绕几个夜晚，竟然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只要我们永远朝着东方走，朝着启明星方向走，一定会有出路。”大姐在一个劲地鼓励加油打气：“毕竟一年的收成全压在担子上了，如果卖不出好价钱，除去偿还烤烟贷款，连买大米的钱都找不回原本，那一大家子人一年的生活怎么解决呀？”母亲向来逆来顺受，并不怎么表态。
“如果我们白天能睡一会儿，那就好了。”但是，父亲死活不同意。“他们会在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抓住我们，这样的情况就会更糟糕更复杂了。”父亲这样对我解释。
“那我们这么漫无目的地东奔西突，消耗了体力，对我们来说更糟糕。”我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谙熟不过，我建议：“我们何不凫水过河，只要过了河，他们拿我们办法了。”
“你给我闭嘴。现在不送你去当兵，将来更贪生怕死。”父亲小声呵斥我。
“爸，我觉得可行。”姐夫附和。
“烤烟受不得水，浸了水的烤烟还不如垃圾管钱，丢在大街上没人捡还不算，还严重污染环境。”大姐反对。我对他们说：“让他们等一等，观察一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今天休息，明天再赶路。明天准时走，这样，我们走起来便更有精神、也更有劲头了。万一需要逃跑躲藏，也能找到适合的藏身之所。”现在困倦使我说起话来更加无精打采。
我闭着眼睛站住了。尽管肩上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疲倦使我精力懈怠，无思进取。我摇了摇头自言自语，我们这么匆匆忙忙地赶路，又赢得了什么？无非又是浪费一天的时间。这不值得，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么多天的时间了。紧接着，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大姐，叫喊道：“你们冲到哪儿呀？”大姐说：“你自己慢慢地走，如果情况不对，我通知你急忙撤退。”接着，我几乎是暗自庆幸地自言自语，嗯，那么，你们走吧，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情况不对，赶紧撤退。
我又把担子撂在一片树林里，依偎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睡觉。我像泡尿液慢慢地融进松软的泥土，宽心地放松警惕。我吸到几口呛人的烟草甜味的空气，喂养胃部一条条蠕动的馋虫。我感到躯体在露水湿漉漉的草甸上慢慢地失去了知觉。这儿的土地潮湿，胸膛潮湿，眼睛潮湿，心也潮湿，唯有梦境干燥、坦然。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在同他们找平衡点，大家都在试着让步。当我的汗水变成了冷水，凌晨的寒气吸干我的热量时，我才从睡梦中惊醒。揉去粘在眼睑上的眼屎，透过阴暗的树枝，我看见那晶莹剔透的繁星点点镶嵌在清净的苍穹。伸手不经意一摸，却发现我的身边还躺着一排同样困倦的挑烟农。
“弟，快来。这里安全。”见大姐发来短信，我大喜过望，走路带风，尽管饥饿，但阻挡不了连日来的梦想。
我来到了悬崖边缘的河岸上，眺望远处黛黑色的山连着山的轮廓。只有河岸边有几点亮光移来移去，光柱一会儿照天地，一会儿透视夜幕下的黑影。我想，父母他们一定跨过那排跳蹬石，脱离了危险，正在河对岸的石头上休息。我强迫自己往悬崖下滑去，拖着一担金币似的烤烟，担子像两只硕大的翅膀，载我飞到河边抵近亮光点侦察。我发现父母一行六个人全部被反手绑在身后，集中捆在一段树干上。好像另几棵歪脖子树下也绑着几堆人，宛如牛马市场上的牲口堆，随意处置。我的脑袋一下子嗡嗡地响个不停，一次次追问自己，这到底在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心中默念着因果。寄希望那些被绑成一堆堆的人没有自己的亲人。我似乎听到那几个打手电筒的人审讯被绑的群众：“快说，你们还有哪些同伙？”
“这位领导，刚才在那边站着的是不是边卫星啊？”我分明听见母亲在询问那个人，打听关于大哥边卫星的情况。
那人狡黠地拿手电筒照着母亲的眼睛，阴阳怪气地说：“那是我们乡的边书记。昨天刚走马上任，今天就来到卡点执勤了。怎么，你们认识我们老板？”
我觉得站岗执勤的目光带有严重的欺骗性。大哥是县委办主任，再恶的旋涡风也绝对不可能把他刮到这里来。既然来了，怎么连个电话也不给家里报个平安，这些重大利好消息，怎么不提前告知父母？这只不过是他们审讯时惯用的伎俩和手段罢了。我怕父母亲再上当受骗，准备挪到离他们最近的关卡卡点边观察。也许刚才是他们以大姐的名义发的短信，旨在想一网打尽。
“我是边卫星的爹，她是边卫星的妈。请领导你行个方便，传个口信，就说我们找边卫星到这儿来说话。”父亲客气地对那个执勤的人员说。无论父亲怎样隐忍，话里也有一股火辣辣的阳刚味。
“你是边书记的爹？我还是你爷爷呢。”那个人说完，一脸傲慢与不屑地离开了父亲的人堆垛。
我突然平静下来。眼睛紧紧盯着那个人远去的背影摇摇头。
“边书记，刚才捉住的那几个人口口声声称是您的父母及亲属。怎么办？”那个人问躲藏在暗处的那个人。
我有些模糊，反复辨认。借助黑夜和烟叶的掩护，我沿着烟田地沟匍匐而行，一直溜到河岸边的高地上，这样，能够看得更清楚些。我认出了那是边卫星的脸，是他，绝对不错。确定是大哥无疑。我刚要张口念叨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却又忍住了。我从腰间掏出手机，打开照相功能，把远距离拉近，听他们怎么说。
我听到边卫星在说话：“还用我教你吗？先审讯他们！做笔录，烤烟担子全部没收。他们必须等到天亮了，人证物证俱全，人赃对应，拍照取证完成程序以后才能放走。不过嘛，你自己看着办吧！”边卫星故意在给密实的口袋上撕一道口子。
“我们在等待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陆续上钩。听说他们一共是三十多个人。所以，应该还有二十几个人潜伏在黑暗里。据他们说，没有来的这些人全是村里的老年人和小孩子。虽说是老人和孩子，可是他们挑的担子每担至少压着百来斤。如果全部截获了，那么按三千斤特级、一级烟叶评级定价，折合人民币超十万块钱，那就可以立案侦查了。如果立案的话，每个人至少要判一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呢？我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嘛。”那个人催促道。
“边书记，要不趁夜把他们放了算了？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这主意固然不错。可是，因此把柄落到那些人的手里了。这个永恒的伤疤，一旦发炎，随时将革掉我的命，随时遏制我对未来发展的大好前程。”我豁然明白了大哥的良苦用心。于是，我停了下来，全身松弛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此言增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把心放进肚子里，美美地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挑着担子回到了家。
“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我管不了，难道自己的儿子我还管教不了吗？”我默默地盯着咆哮的父亲，看着全村人围着边卫星指指点点，群起批判他！边卫星则背着荆条跪在堂屋中央，面对着神龛，埋头听从发落。父亲在村民们做激烈的推演和复盘，想从中挽回一些面子，也想从中找出他的侦察能力究竟输在哪个环节。我摸着突然间火辣辣疼痛的伤口想，卖烟的烦心事，对于父母，也许是最后一次；对于我，绝不会再有第二次；对于烟叶收购站那帮人，也许不再令人失望，除非边卫星不再认他的父母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