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绿色的巷子

巷子不深，南北坐落了十排。很阴，硕大深绿的桐叶从这头铺到那头，毛茸茸的苔藓蚕食着青砖爬上窗台。门虚掩着，淡淡的炊烟伴着油盐酱醋从露天的院墙溜出去，顺着巷口吹进的热风快速的从巷子另一端出去，街坊们端着碗或坐或蹲在巷子口，天南海北的口音一直要延续到巷子不见五指才肯散去。我就出生在这个巷子，看惯、嗅惯、听惯了这条巷子，发觉，这巷子很深。

父亲是个木工，他的朋友大多是些瓦工、油漆工什么的。七零年他们从内蒙来才有了这些巷子，两层，十足的陕北窑洞风格。男人大都在工地工作，女人在家洗衣做饭，那时父亲每个月有四十八元的工资。都穷，偶尔父亲会让人捎话说这个月班组是先进，要在大食堂会餐，我听不懂什么是先进，但父亲回来总是从怀里拿出两个夹着有肉的馒头递到妈妈手里，妈妈乐呵呵的分成四份放进碗橱里，然后舔净手指的油渍。巷子中间是户甘肃人，很厉害，天天都能听到女主人和邻居吵架，当然我家也没有逃过她的伶牙俐齿。母亲是个裁缝，那时有公家办的裁缝组，是由一些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帮着缝补工人作衣，也做一些成衣。母亲不识字，经常被人当笑料的说，那个爱吵架的女人笑话母亲笨，连尺寸都不认识，还去装模作样赚那几个小钱。母亲好强但不是非，从来没有在意别人说什么，她知道自己只认得男女两个字，跑不错厕所，但长时间的沉默竟然成了那家人的怨恨，一大早就堵在巷子口破口大骂。 那天我发现母亲特别厉害，特别有“文化”，特别无所畏惧。看电影是巷子里人的快事，吃过饭就三五成群的搬上凳子顺着公路走好远一段。记得那年矿上来了一家马戏团，连续演了三天。为了逃票，我被邻居家的大哥装进麻袋背了进去，就这样连续背进去三个。演马戏的那些人都是真功夫，上刀山、碎大石.......令人惊目咋舌。粘牙糖的事情让我笑了半辈子。每每听到拨浪鼓的声音，我都会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巷子口看伙伴们用鞋底换粘牙糖。有一次二虎他妈用拖鞋把二虎狠狠的揍了一顿，因为他把家里的鞋子全都剪掉鞋底换了粘牙糖，害的一家人还没立夏就开始穿拖鞋。过年和任何一个节日都不同，因为过年要放寒假。刚进腊月就有人家开始办年货了，青菜很少，大多是肉类。当地人很少吃猪头肉，我们这些外乡人可真解馋，三块钱就能买两个猪头。父亲和街坊们团围在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旁，将融化的沥青用勺子浇灌在猪头上，稍凉一些，赶紧上手拔，拔几把赶紧将手插进雪地里，不时传出有人哈哈大笑。穿新衣、带花帽，我们一团一伙的挨家拜年，小兜兜装满了，跑回家放下，继续拜年，一个初一早晨忙的不亦乐乎。紧把头的李大爷家要娶媳妇了，听说娘家人要“四大件”，为此天天能听到从他家里传出吵骂声。娶亲那天，娘家来了很多人，吓得李大爷躲了起来，拜堂时急的司仪语无伦次。桌椅从巷头摆到巷尾，吃了一波又来一波，全身大红的新娘子晕晕乎乎的转来转去，直到天边霞菲才安静下来，整理起亲朋送来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的痰盂、枕巾、暖壶什么的。我十二岁那年第一次去了县城，父亲把我留到学校放下两元钱就走了。我挺记恨父亲的，他从来没有看过我。每到周六下午我就和邻家的同学们顺着公路走回巷子，巷子里那独有的味道，巷子里那熟悉的清爽，我压抑的心情恍然被释放，喜悦与委屈交纵在一起，分不清是笑还是哭。

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巷子，即使我离家千里或成家之后也会时常回来看看。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但父亲和邻居们还是喜欢围坐在巷子口聊天。青砖依旧、绿苔依旧、桐树依旧，一切还是那么安详，一切却又在无声无息中变化着。去年我在巷子口和邻居们合了影，因为大家要离开这里搬迁到县城的“阳光”小区了。我能看出大家的依依不舍，但现代与文明必将取代这份陈旧。父亲和邻居们与这条巷子朝夕四十年，与澄合发展相伴了四十年，巷子未变，澄合已壮大。

用力提了一把院门的手柄，内心沉重的颤抖了一下，门间泛白的福字落下尘埃。他们知道再不可能打开这扇门了，所有的熟悉与亲切即刻逝为回忆。父亲与邻居们四目相望，彷佛在鼓励着对方忘掉眼前这一切，忘记这条巷子，需要换个心态融入澄合今天的辉煌，需要揣怀感恩之心接受澄合的回报，更需要澄合用文明与现代来诠释老一辈人对澄合的渴望和祝福。